秦刚只是大约地知道赵煦在绍圣之后还有另一个年号，只是得知了朝廷这次荒唐的受宝大典之后，这才明白了这个新年号的由来关系。

也正是这次的受宝闹剧，彻底地让他收起了对赵煦残存的一点点指望：皇帝就是皇帝，这种将天下亿万生民的命运与未来均依赖于一人之身的政治制度，终究逃避不了它必将走向昏庸或荒唐的结局。

远些的秦始皇、汉武帝怎么样？近点的唐太宗、宋太祖又能如何？任是这些不世英雄在早年曾有着胸怀天下的气度与悲悯苍生的情怀，最后依旧摆脱不了对于一姓皇权延续的那种天然自私情节：无数次的历史关键点，无不尽数败于“只要我皇权在握，哪管它洪水滔天”的念头之下。

也就是他秦刚眼下羽翼未满、也就是他秦刚尚无能力与朝中权臣分庭抗礼。

所以别看现在的赵煦对他偏袒之至、动辄与他共言“少年华夏之志”。其实也用不了多久，但凡秦刚再进一步，稍稍具有些重臣、权臣的长成迹象，提防、监视、猜忌、牵制、疏远、打压甚至是治罪之着都会转瞬即至，这些曾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的事情，无一例外地都极有可能会在他的身上重演。

当然，关于《皇帝的新衣》这个故事，他只是在信中与李清照分享了一下，他还没有头热到在这件事上去给大宋的皇帝上个书、更不会利用他在京城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《东京时报》这样的小幼苗，去触碰赵煦已经开始敏感而自卑的神经。

其实秦刚没有像其他的大臣，去给皇帝上一份歌功颂德的庆贺改元的奏章、以及挖空心思搞出来的各种祥瑞，这已经算是表达出了他最明显的政治观点与立场了。

京城里，由于在传国玉玺一事上表态落后的章惇，明确地感受到蔡京的咄咄逼人之势。再加上枢密院那里的曾布时不时地寻找麻烦，他已经发现小皇帝对他的信任与依赖感正不断减退。

而想要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强化政治资本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打仗！

问题是打谁？

西夏至少表面已经低头，签订了对大宋极其有利的和约，没有理由与必要去毁约；

北辽依旧是个可怕的怪兽，能令其在北面安稳不动就算是幸事了；

大理与安南那边的方向，一是没有打对方的理由，二是大宋也缺乏对其动兵的基础条件。

而正在当前最强的西军攻击范围之内的青唐地，便成为了最好的目标。

去年年底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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